【胡梦飞】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成因及其后果
在地铁上刷到的一篇文章，蛮有意思的，搬运过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国古老的文明。但是，历史上的黄河也曾多次决口，给下游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的泛滥、决口、改道有1500多次，河道明显的改流有20余次。河道的每次决口和变迁都给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现在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南宋初年的“黄河夺泗入淮”。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掘开黄河大堤，河水由决口滚滚东流，经滑县南、濮阳，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复由泗水入淮河，经徐州、宿迁、淮安沿线的淮河河道流入大海。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临黄海，西接中原，南襟江淮，北扼齐鲁，古时汴泗二水交汇于此，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和黄河更是傍城而过,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兵家必争之地。由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流经徐州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黄河流经徐州700多年。黄河的流经给徐州带来便利水运交通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黄河水患。在分析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的成因的同时，重点论述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当前徐州水灾防治和城市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本文所指的徐州特指当今徐州市管辖下的铜山(包括今徐州市辖区)、丰、沛、睢宁、邳州等地区。
一、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成因的考察
自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至1949年建国前，黄河在徐州境内的决口达50余次，漫溢近20次。581年间，由黄河决口和泛滥而引发的洪涝灾害115次。其中，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之前，徐州境内共发生108次。“明朝276年间，徐州共发生水灾48次，均不到6年就发生一次。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间，黄河流经徐州211年，期间，徐州境内共发生黄河水灾60次，平均每3年多就发生一次”。 明清徐州黄河水灾频繁发生，是由自然气候因素和人为社会因素共同造成的。
(一)自然气候原因
自然气候因素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患频繁发生的首要原因。黄河自古以“善淤、善决和善徙”而举世闻名。明清时期徐州是黄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也是苏北地区水灾频繁的重要祸源。著名地理学家白月恒先生对于黄河祸源，这样概括:“黄河自有始以来即为中国之大害者，其故五，即水质浊、水势急、水量多、水患骤、水道善移是也”。总的看,黄河中游植被的破坏以及黄河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频发的客观原因。
徐州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主要集中于夏秋季节，夏季多暴雨，大量的降水集中于特定的季节，短时间内陆面降水量大增，于是便很容易造成水灾的发生。这种气候状况无论是古今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尤其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的明清时期，水灾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
另外，自明代隆庆年间以后，黄河水患逐渐下移。嘉靖年间黄河主要决口地段在丰、沛地区，到了隆庆前后，决口地段下移至徐、邳地区，从此以后，“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河道狭窄而弯曲，是导致这一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发的重要原因。清代乾隆皇帝在其《铜山县河神庙碑记》中说：“河自达豫而下，逶迤入徐境，道狭而曲，势迅而易沓;过此复迤迤数百里，乃挟洪泽之波以出乎海口”。郑肇经先生也在其《中国水利史》中描述徐州黄河河道之狭窄：“黄河自荥泽以下河道宽十余里至二三十里不等，下达徐州两岸群山夹峙，中间河道仅宽六十余丈，形如蜂腰，壅而上溃，有明二百余年间，徐迤上，漫溢时见,徐城屡有冲决，皆由于此，为第一要害之地”。加上黄河“河水挟沙，而性又湍急”，泥沙的大量淤积使得徐州黄河成为地上悬河。当夏秋季节雨季来临时，短时间内集聚大量的降水，必然导致河水水量猛增，狂暴的河水受到沿岸堤防的阻挡，无处宣泄，河水便很容易破堤而出。
(二)人为社会原因
明清统治者实行的治黄保运政策是导致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富庶的江南日益成为封建王朝主要的财赋供应地。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偏离，使江南漕粮的北运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明清两代政府更是把运河作为自己的生命线。为保障漕运畅通，违背河道变迁规律，在黄河北岸筑堤，人为迫使黄河经徐州向南由淮入海，为运河提供水源。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治黄方法和手段中也存在很大问题，河臣们一味地采取堵塞的办法，在徐淮地区修筑大量黄河堤防，使得堤防愈高， 黄河水流愈急，“决而塞 ，塞而复决，决无宁日，遂止弗塞,听其崩溃”，最终导致“河患极矣”。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用靳辅治河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吏治腐败，治河官员贪污治河银两，偷工减料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在晚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食豆腐，亦需费数百金，他可知已。骄奢淫佚，一至于此，而于工程方略，无讲求之者，故河患时警”。人为社会因素大大加重了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的严重程度。
二、明清时期黄河水灾对徐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黄河水灾的频繁发生给徐州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方民生的劫难
明清时期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淹没良田，毁坏村庄，冲毁城池，给徐州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入昭阳湖，洪水汹涌下泄，徐州及其丰、沛等属县，邳州及其睢宁、宿迁属县，以及下游广大地区遭遇大水灾。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惨不忍睹。《明世宗实录》卷34记载，“大学士杨廷和等奏疏：经过淮、扬、邳诸州府，高低远近，一望皆水。军民房屋田土概被淹没，百里之内，寂无炊烟。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数十。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所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历次黄河水灾中，天启四年(1624年)最为严重，对徐州城的变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顺治本《徐州志》对此次黄河水灾有详细记载：“天启年六月二日，奎山堤决，是夜由东南水门陷城，顷刻丈余，官廨民舍尽没漂，百姓溺死无数，六七年城中皆水，渐次沙淤，议复旧城。”《明史•河渠志》也记载：“天启四年六月，(河)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于云龙，河事置不讲矣。”由此我们可见，此次黄河水灾对徐州地方民生的危害的惨烈。水灾也使得徐州“洪武城”被淹没，徐州民众循照古城I旧制在原址上重建新城，形成了徐州“城叠城”的奇观。
黄河水灾对徐州民生的损害，明清史料中还有很多记载。如《明穆宗实录》卷34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直隶淮、济、徐、沛及浙东西江、南江北大水，坏城垣,淹田舍，漂人畜无算”。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徐州、邳州及其属县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据同治本《徐州府志》记载：“是年秋，大淫雨，花山河溢，石狗湖涨，坏郡城东南庐舍；沛、宿大水；窑湾堤居民为风雨所漂，死者无算。”
(二)自然灾害的加剧
黄河水灾过后，留下大面积的沙地和盐碱地，沙地不保水分，导致徐州“有雨则涝，无雨则旱”，自然灾害极为频繁。黄水灾还使徐州原有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遭到毀废,这也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据赵明奇先生《徐州自然灾害史》统计，明朝立国276年，徐州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有264种次，其中水灾有120次，旱灾43次，蝗灾31次。 清朝统治268年，徐州市辖境发生自然灾害大小计430次，清人石杰在其乾隆本《徐州府志.序》中称：“余守徐五年于兹矣，无年不水，无岁不灾。”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存在，但也可以表明这一时期徐州自然灾害之频繁。
黄河泛滥溃决带来的水旱灾害还致使徐州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发生显著变迁。徐州在明清以前自然条件优越，曾大面积种植水稻。东汉末年，徐州牧陶谦曾表东阳县令陈登为典农校尉，徐州“巡土地之宜，尽灌溉之利，粳稻丰积”。北魏薛虎子为徐州刺史时亦言：“徐州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 黄河夺泗入淮后的600多年间，黄水泛滥，造成徐州水系紊乱，涝能排，旱不能灌， 旱作物逐渐取代水稻，富饶的徐州逐步变为贫瘠之乡。
(三)南北漕运的衰落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徐州段运河黄运合一 ，是南北运河中“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的一段。明正德以后，黄河日渐北徙，徐州黄河决口日益频繁，黄河水灾对南北漕运的危害也日益加深，甚至多次威胁到了漕运的安全畅通。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余里”。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余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余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
正因为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对南北运道构成了严重威胁，才使得明代政府决定开凿新运道以避开徐州黄河水患的侵扰。历经30余年，明朝政府开凿了泇河，从此“运道大通”。
伽河开通前的徐州，舟车鳞集，贸易旺，大批商船往来频繁，逐渐形成南北物资交流中心。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成化年间，李东阳在其《吕梁洪修造记》中记载当时的徐州“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称：“江以北， 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洳河开通后的徐州，由于运道东移，商品经济迅速走向了衰落。据万历年间的《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洳河开通后的徐州，“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而稀疏，贸易亦皆冷淡”。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洳河开通后的徐州：“自通伽后，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徙，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矣。”洳河的开凿成为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兴衰发展的转折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代中后期徐州地区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是伽河开凿的主要原因。伽河开凿之后的运道东移，则直接导致了徐州运河漕运的衰落。
（四）社会秩序的混乱
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再加上自黄河“夺泗入淮”以后，宋以至明清徐州黄河水患频发,天灾人祸接连不断，造就了徐州当地民众好气斗勇、崇尚武力的风气。据道光本《铜山县志》记载，曾任徐州知州的苏轼描述过徐州当地民风：“大胆力绝，人喜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暴而已。汉高祖、项羽、刘裕、朱全忠皆在徐州数百里间，其人以此自负，雄杰之气积以成俗。”清代曾任徐州知府的潘塬在道光本《铜山县志》中指出：“其民之轻犯法，而命盗案之繁且重也。推求其故，盖繇乎民贫地瘠，其民贫地瘠之故繇乎八邑皆滨黄河。河日高而霖潦无宣导之路，民间土田或不能树艺，失其业者久矣。民贫而无家室之累，遂易轻生。”
明成化元年(1465年)九月，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在给宪宗皇帝的上奏中说：“臣考满来京，北抵徐州，沿途所见，人不聊生，路多草窃,盖以今岁旱涝故也。窃见徐州地连山东，素产豪杰，自古乘隙首难者多其土人，今饥馑无聊，必多盗贼。盗贼不已，恐生厉阶，乞任大臣镇抚安辑，蠲免粮税，禁约奸尻，暂出帑财物及在官粮廪赈济之。”清人石杰在其乾隆本《徐州府志》的序言中所言：“其俗好勇尚气，秀杰者多倜傥非常之士，而黠骜者亦剽悍而难驯。”浓厚的尚武风气使得水灾过后的徐州地方社会秩序更为混乱。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黄河决口泛滥，徐州、邳州及其属县遭受水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春，因上年水，灾，徐州、邳州及其属县丰、沛、睢等地区饥荒严重。由于黄河决口堵塞未竣，水复涌，再加上政府救灾不力，以至于在当年六月出现了“山东、徐、邳赤地千里,大水腾溢，草根树皮掘剥无余，子女弃飨，道瑾相望，盗贼公行”的局面。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徐州、邳州及其属县均遭水灾。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绍先奏言，“汪洋群盗四起，杀掠泰兴县等处，皆徐、沛、通、泰间被水饥民及江南所遣浙江、福建水兵,相因为非，滋蔓可虑。乞饬守臣多方抚剿，以安地方”。清朝光绪初年,徐海一带南下饥民“其人百十为一起”，“挨村索食，栉比无遗”，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无所底止”。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所带来的危害及其对徐州地方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
(五)社会心理的变化
灾害对一个区域的影响不是瞬时的而是长久的，具有延续性的。“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对徐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破坏，城市和乡村屡建屡废，生产成果和生活资料无法得到可靠保障，人们的生存心理和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等自然灾害使得原本勤劳积极的徐州人民，开始变得小成即满，小富即安，不愿意进行进一步的积累和生产。徐州人民逐渐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宿命心理，主要表现为“一耕而获”、 “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这种心理造成了大量耕地因无人开发和耕种而荒芜，农业生产能力仅仅保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上，基于农产品基础之上的城乡贸易和相关手工业也陷于停顿。同时，由于频繁的水灾和战乱，也使得商人不敢在徐州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城市工商业因而发展缓慢。黄河灾导致了徐州地方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这无疑对徐州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结语
黄河中游植被的破坏以及黄河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频发的客观原因。徐州地区显著的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频发的自然原因。但人为社会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明清统治者实行的治黄保运政策以及治黄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吏治的腐败，导致了徐州黄河水灾频发。
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给徐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给徐州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成为徐州地方民生的巨大劫难，导致了徐州自然灾害不断增多和南北漕运的衰落，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还对徐州地方社会秩序形成了巨大冲击，促使当地民众的社会心理发生变化。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无疑是造成明清以来徐州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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